张祥龙，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教授，近著《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》在学界获得重视和好评，被认为“寓于诗意的独创精神，为中西思想融通找到了一个重要的切入点”。
问：听说您在读本科时特别喜欢中国哲学，特别是道家，后来却跑到国外学习西方的哲学，现在回国后又特别致力于中国本源精神的发掘。对这样一条曲线的方式您个人是怎样想的？
答：其实我在上大学以前就开始喜欢哲学了。那是在文革中，不少青年人经受到磨难和精神的波折，就力求从某些方面寻求解脱和出路。可以说，我那时学习哲学更多是出于一种精神需要。那时，我在农村租了一间小屋。特别幸运，也特别令人难忘的是认识了贺麟先生，我是由他那里才接触到斯宾诺莎、康德、黑格尔，当然也包括中国的哲学。因此我报哲学系是特别喜欢才报的。上大学以后就接触比较广，你们知道70年代末80年代初思想比较活跃……
但我那时的确特别喜欢中国哲学，特别是道家。毕业以后我没有考研究生，也不想出国，一心只想到山里去，像道家那样。但作为一个大学生，也没法直接去山里啊，于是就找到了环保局自然保护处的工作。结果也没能常去自然保护区，却总要坐办公室，我这人又不愿受拘束……
问：看来现代社会我们只能“桃源望断无寻处”啊！
答：后来调到北京市社科院，然后我便申请自费出国了。
问：您是不是对当时在国内读到的哲学书有不契的感觉呢？
答：我对当时以西方哲学的概念、范畴切割中国哲学的方法很不满意。那样你得到的是一个个的切片，而不是“活体”。我所隐约感到的中国哲学中有趣的东西，经过那种切割，反而都消失了。贺麟先生当年到西方去，就如同玄奘一样，都抱着同一个信念，就是要求得西方真正的大经大法。我出去有一个想法，就是要找到一个新的“视界”，通过它，我所感觉到的中国古书中有趣的东西能够真正显现出来，并能清晰地、用现代人能够理解的方式显现出来，也就是使中国的本源活起来。我想探索中国的本源是否会有一个充满生机的未来，而不像那些被放进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中国馆的东西，只被人们当作稀罕物看一看……（笑）
问：您在美国研究的方向主要是东西方比较哲学，您是出于什么考虑，选择海德格尔作为切入点呢？
答：出国以后面对各种思想，我首先对欧陆哲学特别是现象学感兴趣，它不是把西方哲学传统的问题抛开不管了，而是找到了一条新的道路，使传统在那里又活了起来。而在海德格尔这里，现象学达到了一个高峰。……他的思路展现了这样一种方法，使我通过他的视野再看中国、尤其是先秦的思想，那些使我觉得有趣的东西还是那么有趣，而且很清晰地显露出来，因此而变得更有趣了。他与我所接触的西方其他思想家，像康德、黑格尔、斯宾诺莎都不同……
问：那为什么西方哲学发展到海德格尔会出现向东方思想的靠拢呢？
答：首先对“靠拢”这个词要澄清一下，至少在一开始那并不是一种有意识的靠拢。这些对东方有兴趣的大思想家们（比如还有叔本华、尼采、荣格、德里达）是按照他们自己思想发展的理路而走到了一个新的境地。而达到这一步后，他们就发现与东方古老的思想比较容易对话了。这可以说是一种不期然而然的……
问：无为而为！
答：不错不错！用道家这个术语描述最好。假如现在我与柏拉图、海德格尔一起坐在这儿谈话或下一盘思想上的棋，我与柏拉图谈话就要费老大的劲儿，先要为规则争论半天，而与海德格尔就比较谈得来，彼此都有可能达到心领神会！
而从深处讲，这涉及到西方在本世纪初出现的那次大的转向或更严格地说应是“转机”。胡塞尔的现象学、爱因斯坦的相对论，还有非欧几何和量子力学，都带来了巨大转变。经过“一战”，敏感的西方人开始对自己的传统质疑，维多利亚时代对西方文化的乐观一下子破碎了。我们中国的现代化追求（以“五·四”为第一个高潮）之所以有那么多的曲折和彷惶，与这样一个西方两大时代潮流的交叠效应大有关系。面对这一转变，我们中国的学界似乎尚未充分消化和认识第二个思想大潮的意义。
问：中西思想的交往与比较研究算来也有很长时间了，您觉得您在比较研究中采取的进路与方法与前人有何不同？
答：我举个例子来谈吧。牟宗三先在《中西哲学会通十四讲》中认为中西哲学之所以能够会通，是因为哲学有普遍性。我们都是人，哲学的真理只有一个，因而可以相互理解。但各个民族的哲学又有特殊性，即每个民族以自己的独特生命去体现出那个普遍性。他的这种看法表现出大多数人作中西比较的一个模式，即概念式的方式。普遍性和特殊性是一对来自西方哲学的范畴，至少中国古代思想没有这样一对范畴。用它们所规范的格式来搞比较哲学，就已经入了西方人的框子，逼着我们的古代思想去就范。我个人的方式是非概念式的。首先我不认为中国的思想（注意：它并非狭义的“哲学”！）可以与西方哲学进行直接的、命题层次上的对比，那种直接的概念式的对比就像在沙地上建埃菲尔铁塔，不管上面建构了几大系统、多少层次，它的根基是不牢的。如果我们领会托马斯·库恩的“范式”和蒯因的“译不准”等思想，就会知道，那种直接的、明白的“直比”路子是几乎走不通的，因为这里面没有多少成活繁衍的可能。就像驴和马配出骡子，但骡子却不能再生了。我个人的想法是“隐比”，其间的工作就像老子讲的“无为而为”。首先，我重视的是中国方面必须是一个“活体”，而不是被概念切割过的材料。至于什么是“活体”，我可以举个例子，因为有些东西是用定义说不清的，只能靠举例子，就像维特根斯坦说的，只能在有“家族类似”的“语言游戏”中增进理解。比如我们文革中狭义的宗教被“荡涤”了，文化革命后落实宗教政策，便首先把庙建起来。后来有的领导觉得这还不够，因为外国人经常要来参观，就找一些人来做和尚，让这些人剃了头，穿起僧服、烧烧香、磕磕头，外国人一看也像那么回事。但这是活体吗？后来真正落实政策，一些老僧慢慢地回来，深山里一些非常虔诚的人一心向佛，靠自己的力量去修建佛寺。再向后来发展，像现在一些旅游区，同样香火旺盛，可那些和尚念经做佛事，只是为了向人收钱。这里面哪些是活体，哪些不是，我想有一个天然的标准，每个有心人都可以感觉到的。
问：您所体验到的中国本源精神中活的东西主要是什么呢？
答：这很难一言以蔽之。就我目前的写作与教学而言，我想主要是一种境域构成化的天时观。佛家的缘起性空，庄子讲“相忘于江湖”，以及“气”的思想，都应作境域化的理解，孔子通过六艺以体仁，周易讲随“时”以变易，中庸则讲“时中”，这与西方传统思维中的形式化、二元化、彼岸化都不同，与印度那种超名绝相而唯有付诸瑜伽修行的方式也不同。中国有自己活转的思路，像佛教到中国发展出禅宗，便能通过语言显示、生发出概念无法把握的东西，所看重者就是一种当机的领会。实际上那些带有终极性的问题永远无法贴切地用概念表达和传播，那种传达方式太散漫，不充分、不集中、不恰到好处，而且往往绕回来与自己打架。所以在根本问题上，当机领会是无法避免的。但这中间并不是没有标准，并不就像有些人所讲的只是一个“大酱缸”，或反理性的“一跃”，它有自己隐性的、境域化（语境化、艺术化、“气”化）的标准。并且以之为基础，中国文化形成了自己独有的、不同于西方的处理自然、社会问题的态度和方法。比如庄子从那样简单的机械（一种提水用的杠杆或“桔槔”）就看到了背后的“机心”及可能带来的重大生存危害，而宁愿保持自己素朴的生活方式，这其中体现的是一种对自然和生命含义的敏感。
问：那您如何看待东西方乃至世界文化的未来呢？
答：西方的思路有自己的活力所在，那就是不断要开拓新的边疆，比如美国不断向西部开拓，到了太平洋边，然后又向太空发展。如果能顺利地向太空移民，传统西方文化就还会有大发展的余地。但如果情况是“只有一个地球”的话，我们就必须面对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创造物，尤其是各种意义上的垃圾，东方的本源“机智”（时机化智慧）就还有说话的机会，我觉得当前时代（它已远不止是“现代化”意义上的“现代”了）已经出现了巨大的机会或说空当；换句话说，学术上和文化形态上都出现了新的“生态位”、新的“语法”、新的“调式”，就看我们能不能“见机而作”，去成就过去的一百多年中不可能成就的事情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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